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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扫雷战士遇爆炸失去双手双眼 至今不知真实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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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1 21:30: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7岁云南扫雷战士突遇爆炸失去双手双眼,至今不知真实伤情
  身旁约2米开外的加重手榴弹爆炸后,扫雷战士艾岩一阵阵耳鸣。他能看到围拢过来的战友们呼喊,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杜富国证件照。黄巧 摄
  事后艾岩回忆,爆炸的巨响过后,火光擦着他的脸颊而过,携裹着碎石打在脸上,“当时我没感觉到疼,双手双脚僵硬想走却走不动,脑子空白,身体发抖。”
  相比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这个26岁的中士更多时候被愧疚感困扰着。就在爆炸发生前几秒,和他一同进行扫雷作业的组长杜富国说,“你退后,让我来!”
  之后艾岩仅受了皮外伤,为他阻挡大部分爆炸冲击波和弹片的杜富国失去了双眼、双手。

  杜富国正与战友一起设置扫雷爆破筒,左侧为杜富国。杨萌 摄
  “我没有勇气去看他。”艾岩说。一个多月过去了,外界几乎都知晓了杜富国的事迹,躺在解放军第926医院(原59医院)病房里接受治疗的他本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双眼球已被摘除。
  如今杜富国正坚强面对失去双手的现实。他躺在病床上,蒙着双眼,试图保持良好心态,偶尔还会开一两句玩笑。他的亲人、战友和医护人员却小心翼翼,因为怕影响康复,不敢告诉杜富国更多实情。
  救护车随行入雷场
  10月11日,中越边境,老山西侧——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乡秋高气爽。相比夏日里的酷暑高温,或绵绵雨季,这个时期更适合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简称扫雷四队)的官兵们在山林里扫雷作业。
  对扫雷四队的战士杜富国和艾岩来说,这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自2015年6月15日他们主动申请从原单位加入到临时组建的扫雷部队起,3年来,在中越边境云南段,从八里河东山到天保口岸再到老山周围,他们在当年战火最为激烈的地方每天机械性地重复一样的动作——探雷、拆除、移走危险物。

  2018年5月扫雷四队组织集中销毁天保口岸附近雷场搜排出的地雷和爆炸物12000余枚(发)。黄巧 摄
  “这是极为枯燥的。”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好在每一次作业会遇到不同情况、面对不同危险,不然身着加厚防护服在40度的高温天匍匐探雷很难熬下去。
  这是中越边境的第三次大面积扫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复精神,2015年6月15日,中越边境云南段扫雷指挥部成立,组建了包括原成都军区第13、14集团军和西藏军区专业骨干在内的扫雷部队,涉及雷场达113块、总面积81.7平方公里。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搜排出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黄巧 摄
  扫雷四队是一支没有义务兵的分队,因为专业技术的需要,他们都是士官。2016年12月,同是中士军衔的杜富国和艾岩被分配到同一个小分队,二人开始搭档,杜富国担任组长。彼时,面对毫无经验的艾岩,杜富国只说了句“没事,我来带你。”
  10月11日早7点,他们从猛硐乡部队驻地准时出发,约1个小时车程的山路后,来到坝子村雷场。按惯例,随行的除了队医,还有救护车和担架,为了急救需要,到达目的地后救护车要停靠在最外侧、车头朝外。
  那是一个极为安静的雷场,在山林深处紧挨着老山,毗邻越南。
  坝子村党总支书记李国发向澎湃新闻介绍,坝子村18个村民小组共4170人,其中8个村小组处于两公里的国境线上,有50%的村民在边界种草果、栽杉木、砍竹子,村民70%的收入来源于山上,村里因雷患伤亡的村民多达36人。
  村民盘金良是坝子村第一个被地雷炸伤的人。
  1993年,盘金良在山上劳作时不幸触雷失去右腿,2016年又一次触雷失去另一条腿。他也是坝子村最后一个被地雷所伤的村民,“这么危险的地方,也只有他们(排雷官兵)愿意来。”
  负责对口援建的上海一家医院,为盘金良免费装上了假肢,只要扫雷官兵前来作业,盘金良每天都会来到山下给他们当向导,“他们排了雷,我们才能放心恢复生产。”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官兵在天保口岸四号洞雷场排除炮弹。黄巧 摄
  人工搜排作业
  到达坝子雷场后,杜富国他们首先需要穿戴10多公斤重的防护服,还得将27.5公斤一箱的扫雷爆破筒搬上山,再携带探雷器等作业工具进场。
  跟影视剧中部队前哨工兵扫雷的画面一样,在坡度约40多度的坝子雷场,杜富国他们弓腰搜排,携带的探雷针不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有了经验,你就会知道响声警示着哪种爆炸物。”艾岩说。
  就像一座埋在地下的弹药库,雷场的爆炸物各式各样。防步兵地雷、防坦克地雷、绊发雷、跳雷、诡计雷、手榴弹、未爆炸的炮弹、子弹、导火索……不同的危险爆炸物隐没在土壤中,跟杂草和树根缠在一起,有的雷窝层层叠叠,不像扫雷游戏那般有规律可寻。“说直白点,我们在打扫战场。” 云南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说。
  “最开始的时候听到探雷针发出声音就紧张,心跳到嗓子眼。”艾岩说,像防坦克地雷还好,尽管看上去体量大的惊人,但人踩上去基本不会爆炸,防步兵地雷只要排除引信也是安全的。而67式手榴弹需谨慎,因为时间的缘故,投掷手榴弹的拉环可能有松动,若跟树根缠在一起,用力稍大会爆炸,用力轻了则无法排除,每遇此物他跟组长杜富国慎之又慎,那时杜富国总会说:“你退后,让我来,离我远点!”
  扫雷官兵踩的是“鬼门关”,走的是“阴阳道”,跳的是“刀剑舞”,使的是“绣花针”,拔的是“虎口牙”。云南扫雷大队政委周文春如此评价这支部队的战士,“杜富国是一个有信仰、负责任的中国军人,我为有这样的战士而感到骄傲自豪。”

  杜富国在老山某雷场作业后拉着安全绳撤出雷场。黄巧 摄
  如此危险,为何不采用机器排雷?这是外界常见的发问。更有甚者,指责人工排雷后官兵手拉手走雷场验收的做法极不人道,如此危险就该放一群牛、一群羊进去踩雷。
  “那样的话,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扫雷四队原队长龙泉解释说,雷场本来就像个复杂的蜂巢,单个引爆后四处飞溅、到处乱炸,最终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安全可下脚的地方。
  龙泉还介绍,战时敌我双方轮流攻守布雷,换防时又有部队重复埋雷,战时轰炸后泥土翻盖,战后下雨天山体塌方滑坡翻盖,中越边境的雷场草木繁茂,雷场坡度一般都在40度至50度,个别雷场坡度可达60度至80度,垂直落差达1000米以上。
  另外加上爆炸物种类繁多,时间长性能极不稳定,还有大量弹片等金属,机器一旦进场就会报警。“人工搜排后手拉手走过雷场,是为了让老乡放心,一个扫雷的军人都不敢走雷场,那验收后当地老乡还怎么安心在那里种地?” 龙泉这样说。
  在此现实背景下,一份扫雷四队的数据显示,3年多来,杜富国已进出雷场千余次,累计作业300余天,搬运扫雷爆破筒15余吨,在14个雷场累计排除地雷和爆炸物2400余枚(件),处置各类险情20多起。

  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官兵搜排出的部分地雷和爆炸物。黄巧 摄
  不愿把危险留给对方
  10月11日13时30分,中午饭开始了,杜富国挖来山上的一种野菜凉拌。通常,部队会带着炊事班做饭,有时候则用馒头充饥。杜富国拌好凉菜后,给艾岩品尝。
  在随后的作业中,两人先是发现了一枚防步兵地雷,成功排除后转交给六班班长马玺君。马玺君主要负责将这些地雷运送至30米外的爆炸物集中区摆放。
  紧接着,探雷针又发出“嘀嘀嘀”的声音。在一棵直径约30公分的大树根下面,杜富国和艾岩发现一枚67式手榴弹。这是一颗加重“大当量”危险物,弹体部分裸露地表,且被大树阻挡视线,树根处还有可能是个雷窝。
  在扫雷四队原队长龙泉印象中,杜富国的技术是过硬的。三年来,即使面对不放心的点位,他也是让大家放心的人。
  龙泉记得,一次在马嘿雷场,有战士通过对讲机报告发现了一枚防坦克雷,因体量较大、周围环境复杂,龙泉让他们等待。之后等他赶到现场时,发现杜富国已将该枚爆炸物成功排除,这也是扫雷四队排除的第一枚防坦克雷。
  杜富国跟艾岩二人搭档时也会相互争执。有时,艾岩说,“我先发现的(爆炸物),我来。”杜富国会毫不犹豫地以命令的口气回他:“我是小组长,我来。”
  在六班班长马玺君的记忆中,杜富国之前会跟他抢活儿。比如有一次发现地雷后,杜富国就像开玩笑一样说,“这种怎么能让班长来?你退后,我来!”看着像是争功,实则都不愿意把危险留给对方。

  杜富国排除了1枚反坦克地雷。杨萌
  摄马玺君说,扫雷作业时,所有战友中杜富国是携带工具最全的人,“只有他随身携带工具包,我们缺什么时就喊他拿。”
  因为任劳任怨肯吃苦,扫雷四队战友们给杜富国送了个“雷场小马达”的绰号,但他自己的微信名字是“雷神”。
  “我们打游戏时就喊他‘雷神’。”马玺君说,这种类似开玩笑的叫法习以为常,杜富国均以微笑回应。
  14时38分,“雷神”杜富国和艾岩发现67式手榴弹后,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接到分队长“查明有无诡计设置”的指令后,跟往常一样,杜富国对身边的艾岩以命令的口吻说:“你退后,让我来,离我远点!”
  艾岩回忆,他刚退出距离树根约两米时,杜富国正蹲着作业。“轰”一声巨响,火光伴着黑烟而起,杜富国就像一个“肉盾”,身子倾力向左后方倾斜。正是杜富国这一挡,烧黑的沙石打在艾岩的脸上,而爆炸冲击波和大部分弹片被他自己的身体承受。
  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队长李华健和战友们。“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懵了。”艾岩向澎湃新闻回忆,当时他一阵阵耳鸣,看到战友们围过来喊叫,但他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想走动却无法挪动,全身发抖。
  马玺君跑过去时看到,半仰着的杜富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骨头和类似经脉一样的器官组织外露。马玺君听到杜富国低沉又小声地说:“能不能把我鞋脱了?”马玺君猜想,“可能双手没了知觉,他想感觉一下脚。”
  马玺君等四人用担架将杜富国往山下抬时,发现他的鞋子已脱了,艾岩被战友扶下山。部队内部一份视频中,在抬往救护车的这段路上战友们紧紧跟随,不停地喊着“富国挺住,富国挺住。”

  扫雷期间体力消耗太大,作业间隙扫雷队会组织官兵们吃一些干粮补充体力。图为杜富国和战友正在吃馒头。杨萌 摄
  他太热爱这个行业
  10月11日,爆炸发生后,杜富国先被送往约1小时车程外的猛硐乡卫生院紧急救治,继而又经两小时车程被送往麻栗坡县人民医院。
  当天17时许,近千公里外的贵州遵义市湄潭县,正在开车的杜俊接到部队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儿子受伤,他不敢立刻告诉富国的母亲,因为她有高血压。
  这天下午,杜富国的妻子王静,得知丈夫出事了,“当时我心绞痛。”
  在湄潭县人民医院当护士的杜富佳,在医院门口听前来的父亲说:“去看哥哥,手榴弹爆炸手受伤了。”父亲没有给她细说情况。
  当即,杜父包了一辆车,带着杜富国的妻子王静和妹妹杜富佳,一行三人连夜从遵义赶往贵阳,再辗转至昆明、开远。
  10月12日凌晨4时,当他们一家赶到云南开远时,杜富国正要转往解放军第926医院(原59医院)。
  在医院电梯口,杜富佳看到哥哥从救护车上抬下来,双手臂绑着绷带,眼睛蒙着,“来不及说话,就送进了ICU重症病房,在我们医院也没见过这么重的伤者。”
  王静告诉澎湃新闻,第一天看到杜富国没有说话。第二天(13日),她看到丈夫蒙着的双眼有液体流出,预感到眼睛出了问题,当时她已经知道丈夫失去了双手。
  “老公我们来了,你要坚强点,我们会等你。”王静向躺在病床上的杜富国说话时,他响亮地回了一声“好!”
  杜富国27岁,王静小两岁,两人是自由恋爱,结婚才刚刚一年,还没有孩子。
  这是王静第三次来丈夫的部队驻地。平常他们分居在两地,每天晚上通过视频,丈夫给她报平安。之前二人聊天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已有8年军龄的杜富国今年就要提三级士官。
  此前,通过丈夫和媒体,王静对扫雷也有所了解,比如防护服怎么操作的,但最直观的感受还是来自现场。11月2日,她和媒体记者一道,前往丈夫负伤的坝子雷场。她拿手机四处拍摄、向官兵请教各种类型的爆炸物,就像是一名记者。
  11月2日当天,在扫雷四队看到丈夫出事被抬在担架上的视频,看上去文静克制的王静开始失声痛哭。下午17时许,她对澎湃新闻说,如果仅仅是双手,可以接受,但主要是眼睛也出了问题。
  “你们有没有认识的眼科医生啊?万一还有希望呢。”说到此,她再一次抹泪。顿了会儿,她又补了一句,“他太热爱这个行业(扫雷)”。

  2016年11月,扫雷三队组织文山州富宁县田蓬镇雷场移交仪式现场,官兵们手拉手对雷场进行踏勘检验。黄巧 摄
  这是军人的使命
  连日来,在与杜父的接触中,给部队官兵的印象——杜俊是个伟大的父亲。
  杜父坚毅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深明大义超乎常人。扫雷大队大队长陈安游记得,事发当日部队联系杜父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杜富国的家人。没想到杜俊在电话那头说他有心理准备,已经做了更坏的打算。
  扫雷大队政委周文春说,在与杜父接触时,反倒是老人家先安慰部队官兵。杜俊向部队领导说:“你们刚好有心理医生,要做好分队长的工作,不然他一直感到内疚,现在事情发生了,我们全家人在这里把眼睛哭肿也不能把他的手哭出来了。”
  在医院的走廊,官兵们看到,杜俊几次从病房看富国出来后,都是抱着头蹲走廊半天不说话。就在11月2日,扫雷四队会议室播放富国受伤时躺在担架上的视频时,多个官兵和媒体记者抹泪,杜父悄然起身出门,点了一根烟独自徘徊。
  “你们的人生你们自己规划。”杜俊告诉澎湃新闻,2015年杜富国主动申请加入扫雷部队时,给他打电话询问意见,他这样回了儿子。

  杜富国与战友一起祭奠革命先烈时,向革命烈士行军礼。杨萌 摄
  后悔把富国送到部队吗?这样的问题在杜俊面前苍白无力。“如果后悔,就不会把小儿子也送去部队了。”杜俊表情平淡,却难掩双眼里打转的泪花。他一直认为,杜富国的选择,对弟弟妹妹的成长成材至关重要。
  杜俊记得,2013年杜富国提升士官后回家时,一家人争相穿他的军装。2017年,小儿子富强也去参军,在西藏某边防团,“那个地方我去看过,狗上不去,人背上去。”
  在父亲的印象中,老大杜富国学习成绩并不好。2015年扫雷部队在云南马关县集中培训学习,杜俊前往看望,站岗的杜富国正捧着书学习。他打趣地说“你读书时这么努力,就不会连高中都考不起。”儿子回他,“这是学来保命的。”
  杜富国原单位的战友记得,刚到部队时,杜富国文化底子薄,有些字不会写,用拼音答题,考试只考了32分,倒数第三,但后来能考到99分成为训练尖兵。2018年9月扫雷四队的龙虎榜中,训练之星有两人,杜富国榜上有名。扫雷四队组建后发展第一批党员共6人,其余5人均是班长,只有杜富国是个例外。
  初中毕业后,杜富国先在遵义市学了两年的装载机修理。就在今年国庆期间回家,他帮父亲修好了两台装载机,“没读多少书,在同龄人中他算是听话孝顺的。”杜俊说。
  事发后,杜俊在医院看到儿子时,“膝盖以上没有完整的,双肩处弹片较多。”在医院父子第一次简短的对话只有几秒,父亲喊了声“坚强点”,儿子回答“没事。”
  11月2日,在扫雷四队,杜俊站在杜富国的防护服前久久凝视。他眼前的防护服,军绿色外层布料就像是破布一般零散,里层烧黑的类似棉花状一样的东西触目惊心。他点了根烟说,“在我面前,他是长不大的孩子。”
  在2018年7月退役的原队长龙泉眼中,扫雷四队的战士们跟他是“生死过命的兄弟交情。”知悉富国失去双眼双手后,这段时间来,他说有时他会闭上双眼或蒙住双眼沉思,试图感受富国的世界。
  “会恐惧啊。”说话时,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压抑了很久的眼泪夺眶而出。稍作停顿后龙泉又自我安慰,“没办法,这就是军人的使命,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伤亡。”
  “我没有勇气去医院看他。”艾岩说,起初只知道杜富国失去了双手,双眼球被摘除的消息传来后让他寝食难安,“我一周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就听到爆炸声。”
  11月2日,杜父见到艾岩时询问,“你没事吧?”
  艾岩感觉无法面对,不知所措地撇撇嘴哭了出来,那句“富国是你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儿子”,最终也没能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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